近年来，
无人机已然成为我国农业植保的新宠。根据相关数据，2019年我国植保无人机保有量已突破5.5万架，同时植保面积也超过8.5亿亩次，在高效、便捷、精准、环保、廉价等优势加持下，无人机植保正受到广大农户们的认可、追捧与青睐，发展前景可期。
不过，伴随着无人机数量的越来越多，应用的不断普及与深化，无人机繁荣发展背后所暗藏的风险却愈发凸显。当前，作为无人机植保的其中一环，无人机在喷药过程中就时常引发各种祸端和灾害，令人头疼不已。在此背景下，无人机植保常态化发展还需补齐短板。
在人力成本不断攀升、农业劳动力急剧减少的当下，无人机喷药价值有目共睹。其不仅能够节省人力，同时喷药精准度和效率还高，可谓农业喷药小能手。然而，无人机喷药作用虽好，其带来的祸端却也不少。近两年，就有农户因为被无人机喷药误伤，从而损失严重。
去年10月，《安徽商报》曾报道，安徽定远县出现过一起无人机虾塘“投毒”事件。当年4月份，该地一虾塘主请人用无人机为农田麦苗喷洒农药，但第二天却发现虾子全部死亡，事后经调查发现，龙虾死亡与农药喷洒有直接关系，这令虾塘主损失惨重，欲哭无泪。
无独有偶，今年6月份，位于扬州宝应望直港的张先生也反映被无人机害惨了。据悉，其拥有300亩的藕田，藕田三面另有农田，到了本该收藕的时节，却因为旁边的农田主用无人机喷药，导致农药随风进入藕田之中，百亩藕塘惨遭祸及全部枯萎，张先生损失巨大。
而类似的“无人机洒农药惹祸事件”，其实在全国各地每天都在上演，早已屡见不鲜。带来损失金额较小的，一般通过当地司法还能达成调解，但若损失数额较大且超出当事人赔偿能力的，就算借助官司也很难解决。这背后，反映出了无人机应用过程中的一些不足。
为什么受到无人机喷药祸及的受害人难以维权？根本原因在于无人机配套不够完善。根据一些受害农户的反映，他们维权困难要么是由于定损有难度，要么是由于证据鉴定难，要么是由于涉及金额过大，牵扯人员太多，责任难划分。总而言之，是法律配套的不完善。
例如一些无人机在喷药过程中，飞手操作都是严格按照规定进行的，却由于风向风力等自然因素导致药剂殃及周围，这在司法过程中很难界定是谁的责任；此外，一些受害农户作物死亡减产，也很难给出证据一定是他人无人机喷药影响，这些都给维权带来极大难题。
在此背景下，完善植保无人机应用法律配套、畅通植保无人机应用维权通道至关重要。尤其在法律配套建设方面，需要政府部门综合考量现实中的各种问题，结合农户、飞手、企业等多方意见，搭建起一个行之有效的法律体系，让无人机植保应用的监管和维权变易。
当然，解决植保无人机闯祸问题，光靠法律完善维权还不够，还需要从根源上做到防范和解决。抛开一些特殊因素，大部分无人机喷药闯祸事件都是由于飞手专业性不足所导致，飞手没有很好地衡量喷药过程中的天气、环境等各方面因素，才导致了后续问题的发生。
基于此，加强无人机飞手职业素养和技能培训，推动无人机专业飞手培养，以及提升无人机飞手岗位门槛，都是保障植保无人机应用过程中不再出现问题的有效手段。除此以外，无人机保险服务等配套服务的完善，也是推动无人机成熟应用的重要一环，也需协同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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